人工智能的风刮了两年，在AI普及之前，工作的“存在主义危机”先一步到来，互联网上关于人工智能何时能取代人的工作，能取代什么工作的讨论层出不穷。在人工智能的道德伦理边界的讨论上，“警惕人工智能大规模造成失业潮，引起社会恐慌”也是其中一项。
但绝大多数人工作并不是因为热爱，而是为了收入和生活不得不去工作——“不打工就没饭吃”才是无数人焦虑于人工智能“抢饭碗”的原因。
对这个问题，人工智能行业大佬比我们更上心。
Open AI的CEO Sam Altman一直在公开场合表示，人工智能消除传统工作后，会导致少数人持有的大量财富储备，政府需要给予每个人生存的基本收入。
甚至早在2016年初，Altman就在博客上发表了《基本收入》的文章，寻求全职研究人员来探寻给一群人提供五年的基本收入后，会产生哪些影响。
Sam Altman也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硅谷大佬，伊隆·马斯克、AI教父Geoffrey Hinton也都秉持着类似意见。
延伸到政界，几年前在硅谷备受关注，参与竞选总统的政界红人Andrew Yang，他的竞选承诺就是“给每个18周岁以上的美国公民每月1000美元，而不管其收入或就业状况如何。”
现实层面，人工智能还尚未发展到可以大规模取代人工的阶段，这种“全民大撒币”的政策也太过激进，但这不妨碍Sam Altman未雨绸缪，他让自己旗下另一家非营利组织Open Research从2020年就开始在美国进行小规模进行“基本收入测试”，实验进行了三年，今夏公布了结果。
基本收入会导向终于解放了人类生产力的乌托邦，还是赛博朋克下的极度落差，亦或是向湖面投石后的短暂波澜？
一、怎么发，怎么用
“基本收入”项目规则很简单，从2020年11月开始，到2023年10月结束，Open Research从得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随机挑选了3000位受试者，年龄需要在21～40岁，年收入最多不超过美国贫困线3倍（即每人$1，255/月）。每月向1000名项目受试者发放1000美元，没有任何附加条件，对此还有另一个2000人的参照组，每个月会收到50美元。
这是有史以来最大、最长期的直接给钱试验。Sam Altman自掏腰包，总计发放了4500万美元。
Altman曾在2016年《基本收入》这篇博客里写道“人们在拿到收入后，是会坐着打游戏，还是创造新事物？人们会感到快乐和满足吗？他们是否会摆脱对温饱的恐惧，进而取得更多成就，为社会带来更多利益？总体而言，拿到基本收入者创造的经济价值能否比他们接受的更多？”
此前斯坦福基本收入实验室所得出基本收入用途结论｜图源：斯坦福大学
结合了三年来对3000名受试者每月的主动日记、电话访谈、信用报告、消费记录甚至及生物体征的变化数据综合下，该研究催生出了共计近300页的两篇论文，部分回答了Sam Altman的问题。
研究显示，受试者平均每个月会比以往多花310美元，主要用于住房、食物和交通。同样，他们的收入也平均下降了125美元，但并不是因为工作表现不佳被降薪，而是他们选择减少额外劳动，换言之，他们不再用“多劳”换“多得”了。
受试者每周工作时间减少了约1.3小时，等于一年减少了8天工作日。
相应的，他们的工作机会也减少了2%，但他们积极去找工作的概率增加了10%，而且受试者想要创业或追求更好的教育比率大幅增加。
在健康上，研究小组对1206名受试者胆固醇、糖尿病风险和高血压等生物标志物进行了持续三年的跟踪测试，结果是几乎没有变化。但在财务压力减少后，受试者们普遍心理更健康了，而且更倾向于主动去看医生，看牙医的概率上升10%，而且许多受试者表示，他们减少了管制止痛药和酒精的摄入。
研究小组认为，在更长期的观察下，提供基本收入会给健康带来间接改善。
受试者每个月在医疗上的投入增加了20美元｜图源：Open Research
因为有基本收入带来的底气，受试者们减少了对陷入贫穷的恐惧感和不敢停歇的焦虑感，心理压力显著减少，这是改变了受试者许多生活决策和想法的关键所在，甚至会让原本低收入的人群变得乐善好施。
“最让我惊讶的是，收到1000美元和50美元的两组人相比，在支出上增幅最大的是经济上援助他人。”实验报告里显示，受试者会将把收到的资金用于给亲友送礼物、向慈善机构捐款、给被监禁的亲属寄钱。亦或者让他们更有时间和空间去思考自己的人生轨迹。
比如受试者Alina同时也是一位单亲母亲在访谈里表示“我的整个思想开始转变......认为自己有能力去规划人生了。”在疫情期间事业的Dominic表示“基本收入能让我有一段心安理得什么都不做的时光，我得以探索我真正想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。”也有受试者搬出朋友的地下室，开始租房独立生活，从心理层面也不再认为自己一事无成。还有正在考研的受试者，靠着基本收入免于半工半读的困境，成功考上研究生。
看起来基本收入让原本奔波于生计的受试者们会选择短暂休息，减少工作时间，让原本深陷生活漩涡的人有了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。
衣食住行外，受试者们拿基本收入换取最多的是：闲暇时间。此前曾在六个州共7500名受试者的类似实验结论报告里也写道“已婚男性在计划三年后平均减少了7%的工作时间，而已婚和单身女性的工作时间减少了17%。”
正如开篇所述，人们并不是在担心人工智能取代工作，而是担心失去工作带来的收入，继而难以维系生活，重点不在工作，而在钱和生活。
在决策之后，把时间线拉长，由于减少了工作时间，三年后1000美元基本收入组平均年收入增至45710美元，50美元补贴组平均年收入增至50970美元，两组之间差10.4%，相当于拿12薪和13薪的区别。
因此，在实验停止的时刻，拿了三年基本收入的人群要回归到的经济困境比补贴组更严峻。
二、不是AI的问题
Open Research这三年的试验期间并没有人工智能的参与，人工智能目前也未到能取代人力劳工的阶段。只是在近几年人工智能威胁论的影响下，再结合疫情导致全球经济下行的时代背景，让“基本收入”这一概念越来越被大众所认知和讨论。
去年11月，马斯克在与英国首相苏纳克的对话中说到，“人工智能最终可能会让所有人都无需工作。”“AI教父”Geoffrey Hinton也在采访里提到“建议政府应该考虑实施普遍基本收入，以解决人工智能导致的失业所带来的潜在不平等。”Sam Altman则是直接用真金白银做了三年社会实验。
但基本收入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科技话题，而是存在许久的政治和经济议题，即全民无条件基本收入（Universal Basic Income，简称UBI）。
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发展经济学家Abhijit Banerjee就曾在2019年发表报告称，低收入国家的UBI政策对“收入、资产、储蓄、借款、总支出、食品支出、饮食多样性、入学率、考试分数、认知发展、使用卫生设施、劳动力参与、童工移民、家庭暴力、妇女赋权、婚姻、生育率和避孕措施等领域”产生了积极影响。这些领域围绕着每个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但和人工智能并无直接相关，远在人工智能带来失业潮之前，这些社会问题早已存在。
类似Open Research的其他基本收入实验也层出不穷，比如“保障收入计划”、“SEED计划”等等，但结论都有高度一致性，有保障的固定收入让受试者有更多时间从事自己想做的活动，研究人员称此为“解决了资金稀缺导致时间稀缺的问题”。
这一结论也和Sam Altman理想主义的初心是一致的，他曾在《万物摩尔定律》写道“AI革命。这场革命将创造足够的财富……每个公民将逐渐分享到经济自决所带来的自由、权力和机会。贫困将大大减少，更多人将有机会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。”
在Sam Altman所构想的AI革命后的理想社会里，AI解放了人类的生产力，人类可以选择从事更有创造性的事业，或去陪伴自己爱的人，耕耘自己的兴趣所在，去欣赏艺术和自然。不再需要用每天至少1/3的时间去换取剩下1/3真正属于自己的喘歇。
然而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证明，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不一定会带来更多的休息时间，反而可能是更大的贫富差距和更高的利润率。
时间财富与收入不平均数据库｜图源：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
1886年5月1日，芝加哥数千名罢工者要求“8小时工作，8小时休息，8小时自由支配”因此拉开了现代社会的8小时工作制。
138年间，科技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到了人工智能时代，然而“888”却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变成了“996”，移动互联网带来的随时在线状态，让工作和生活难以分割，超长的工作时间困扰着全球无数劳动者，只是同一百多年前相比，过劳死的地点从地下阴暗的矿井移动到了明亮宽敞的工位。
人工智能和科技并不是核心问题，政治和经济才是“基本收入”需要被讨论的根本所在。
